日治時期，由於領臺初期官吏士兵紛傳水土不服，使得總督很快的便注意到臺北蔬菜產量的匱乏，因而建立了種植日本蔬菜的獎勵制度，並總督府在南門外購地設置苗圃。城南一帶或因尚未開墾的田地甚廣，由少數住戶嘗試種植開始，漸漸開啟了城南成為城內蔬菜供應源的契機。1899年兒玉源太郎總督到任不久也看中了城南此區依山傍水的田園風光，而以私人名義購地置屋，這片占地650坪的別墅，即稱「南菜園」，位置就在今天的南昌公園。南菜園的建築樣式刻意與城中霸氣的總督官邸大異其趣，走「結廬在人境」的風格，營造簡樸耕讀氛圍，不過總督在此渡假時間不多，後委請《臺灣日日新報》漢文部主任籾山依洲駐守，南菜園別邸便成了日臺詩人唱和的雅集基地。

市街行政區改革之後，城南的輪廓也越漸具體，由北而南泛指南門町、佐久間町、兒玉町、新榮町、千歲町、龍口町、馬場町、川端町、古亭町、水道町、富田町等處，最南的富田町，即是今時的公館一帶。而隨著城中的開發與都市的擴張，1910、20年代，許多政府機關或官舍也選擇坐落城南。城南除了新榮町的長屋（公共住宅）之外，包括總督府專賣局、警務局、內務局等，課長以上官舍均分配在南門町，此處還有臺灣銀行宿舍群；偏西邊的千歲町，也有總督府民政部、臺北醫院等；佐久間町則是整理成臺北帝大教職員宿舍群。再加上臺北高等學校（今師大校總區）設置於古亭町、臺北帝大（今臺大）興建於富田町等，讀者可以這樣想像，在今捷運中正紀念堂一帶，林立著高級官員宿舍，因此街區整潔，出入的日本人也大多十分高貴、闊綽；而今古亭、公館一帶，則因臺北高校、臺北帝大而產生周邊效應，以文教氣息聞名至今。

城南另一個響亮的名字，即是「南門市場」。據《臺灣日日新報》的紀載，在大稻埕、新起街兩個公有市場於1908年成立後，城南地方人士也據市街發展而向臺北廳提出建置公有市場的建議。日後報端多以「南門外市場」稱之，並於1909年落成於現址。一開始設定為魚菜市場，為一棟木造平房，後來因人口擴張而陸續改建，1920年行政區重新劃分後，依所在街町更名為「千歲町市場」。到了1930年代，作為城南唯一的公有市場，千歲町市場已不僅販售魚、肉蔬果等食材，包括蒟蒻、魚板、天婦羅等熟食，甚至是陶器、文具、玩具乃至於洋、和服飾均有攤位，儼然囊括了城南居民大部分的家庭消費。^[1]

而另一項資料也提供我們瞭解日治中期城南的人口組成。據總督府統計，1920年有近三分之一的日本兒童在城南就學，包含國語學校附屬小學校有512人和城南尋常小學校（現南門國小）1,914人，^[2]可以推測當時城南居民已不僅是隻身來臺的日本人，而是以許多日本家庭組成的日式社區了。同時，城南的生活機能也發展得越漸完善，市街井然有序，各級學校、公私有市場、商店街、銀行、診所等都已紛紛建置。1925年中，就連有大稻埕四大酒樓之稱的「江山樓」都在城南開設支店，可見城南消費市場的成熟，居民要嘗試較具水準的臺灣料理，不用再到城中或是臺灣仕紳雲集的大稻埕。

談到城南的飲食消費，就不能不提川端町河岸附近的料亭。川端町因鄰近新店溪畔而得名，大約自二十世紀初便成為臺北人散步遊憩的去處。1904年搬到河畔的江畑清十郎眼見遊覽人數與日俱增，興起了開設料理屋的想法，有感河畔是市民避暑納涼最佳的場所，將之命名為清涼亭，此後成為總督、大將等高級官員宴會的料亭之一。^[3]包括清涼亭在內，日治中期至少有8家料亭開設於此，隨著河畔宴飲的風氣漸漸成形，原在西門附近開業的「紀州庵」，也在1917年來到川端町設立支店（今同安街底）。由平松家族經營的紀州庵，不僅提供精緻的日式料理，也兼營屋形船，就像新店溪上的畫舫，船上也有藝伎獻藝、酌婦陪酒，來客甚至可在船上捕魚，靠岸後還可在店裡稍事沐浴，再繼續大快朵頤，從白日宴饗到夜晚，這種高級享受可不是尋常人家能負擔的。

戰後的臺灣各地，都是一批批攜家帶眷的日本人等待遣返，城南當然不例外。以日本官舍群為特色的城南，很快的便由接收官員進駐，日式房屋的主人紛紛換上從中國各省來臺的各級官員。城南社區裡就此變得十分「外省」，住宅區原就不以外食為號召，隨著日人遣返，市場裡的販售的日本風味也為之中斷。

戰後的臺北人的外食都吃些什麼呢？在城南，因外省來臺官吏與官眷的集體進駐，延續了戰前住宅區的市街氣息。據飲食作家逯耀東稱，過去每個街邊轉角都有豆漿店，^[4]就可以管窺住宅區居民的日常。除此之外，城南最為人所知的美食中心「南門市場」，也是因戰後外省人士的匯聚而開啟了以「外省菜」聞名的集市效應。一開始是此區住民作些家常料理在此託賣，隨著市場名氣漸響，除了原先就在市場內營業的攤位之外，臺北許多南北雜貨、糕餅熟食店，也陸續遷移到南門市場內及其周邊，更讓此地的「外省風味」馳名國際。讀者也曾在年節前到南門市場採購湖南臘肉、金華火腿、上海鬆糕嗎？或是在元宵節時，到蔡萬興老店前排隊買元宵？儘管許多餐廳菜色已有融合的趨勢，但是在城南，饕客總能找回記憶中的南北味道。

戰後初期，隨著日本人盡數遣返，兼之戰後初期「去日本化」盛行，臺北的商業飲食文化脈絡因而斷裂。1956年戰後第一次戶口普查指出，93萬外省籍人口，約有四成居住在臺北市及其周邊。^[5]遠此時，臺北市區日益增加了各省菜館，八大菜系改變了臺北市的飲食地圖，其又以浙江菜系為主流，餐廳與小吃館數量最多，其後有北方料理如麵食、烤鴨；湘菜館、粵菜館、川菜館等林立，臺北成為中國各省料理的薈萃之地。這些菜色傳達著思鄉之情，但也因長時間的交流，而有了「混同」的趨向，^[6]於是精準保存各地風味的小吃，便因其「地道」而更顯珍貴。城南的南門市場，就是這樣的存在。

戰後千歲町市場更名為南門市場，市場攤販以南北乾貨、物資為主，從湖南來臺的朱復旦夫妻，最初是在羅斯福路上設攤，後來在南門市場裡賣雜貨，兼賣太太製作的湖南臘肉、香腸等土產以及房東趙太太託賣的上海菜。他們的女兒朱億長傳承了母親與房東的手藝，以湘菜與滬菜見長，日後成為南門市場熟食攤位的大家。城南因官舍環繞，遂成為臺北市內保留最多樣化外省菜系的區域，近年，或許因為饕客們追逐「正宗」，兼因懷舊風氣盛行，南門市場及其周邊的食材行、熟食攤開始回顧他們與食品及市場的因緣，也多有專家為你我導覽此區美食歷史。值得思考的是，市場內現有許多攤位販售相同的食品項目，然正如同前述朱億長的故事，味道的傳承並不分先來後到，它們都是正宗，也各有千秋，老店能在現代經營出新的特色，而後起商家也不必然就不是「正宗」。

^[1] 詳見呂其正，《日治時期臺北龍匣口庄規劃與空間演變之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2] 〈臺北市內的小學校〉，《統計週報》12（1920），頁5－8。

^[3] 清涼亭主人，〈私の料理屋となりし徑路〉，《實業之臺灣》n54(1914.03.20)，頁25－26。

^[4] 逯耀東，〈南陽街的口味〉，《出門訪古早》，頁113。

^[5] 葉高華（2018），〈外省人的人數、來源與分布〉，《臺灣學通訊》103：15－17。

^[6] 逯耀東，〈從喝「啥」說起〉，《出門訪古早》，頁14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