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的政治情勢，使兩岸人民皆無可遁逃地經歷了大時代的劇變，不論是外省人面臨骨肉相隔、流離失所的國仇家恨；或是本省人的認同困頓與迷惘、在語言和文化的錯位中拼湊支離破碎的國族想像。

1949年，國民政府在在國共內戰中連連失利，加以中國大陸幾經烽火摧殘，民生凋敝，數百萬軍民流亡的逃難潮，一路由華北竄向南方，最後在驚惶與恐慌之中，來到了臺灣。而隨政府撤退臺灣的大量軍民湧入臺灣後，作為臨時首都的臺北，開始面臨真正嚴峻的文化衝擊與空間考驗。

由於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即刻意將臺灣人與日本人的活動範圍區隔開來，因而當日本人戰敗被迫遷離之後，原本以居住日本人為主的臺北城內、城南地區，皆留下了空缺，戰敗的日本人毫無選擇，除了少數專技人員之外，其餘百姓皆必須在短暫時間內，變賣在臺灣經營的所有財產與土地，接受遣返回國。因而在戰後日人產權尚未妥善處置之前，在城中、城南一帶「佔房子」、「剝狗皮」的情景四處可見，鍾肇政即在其回憶錄中，談到戰後初期日本人急於脫產、「剝狗皮」的情形，^[1] 丘秀芷也書寫了當年情景：

• 那些房子，「先住先贏」……一光復日本人多數走了，誰先住進去，誰就有居住權！空房子到處都是。^[2]
  
  
• 日人一走，一時產權「真空」。有的有房契，日本人急於脫售，據說以一棟房子房契換一隻鵝、一隻雞都行。他們要走，搬不了那麼多東西走，於是在路邊典賣東西，換一點點錢或一點食物也好。戰後物資，尤其糧食奇缺。房子，這時變成沒有用了。
  
  
• 日本人較矮，臺人稱他們為「四腳狗」，日據時剝削臺人的不在少數，這一下子局勢轉換，他們不得不變賣東西，臺人笑是「剝下狗皮」。^[3]

原本終戰之初，日本人留下的大片空間，成為戰後首批遷入人士足可利用的最佳選擇，因而在1949年國民黨淪陷大陸之前，不論是奉命接收臺灣的公務專技人員，或是自行遷臺謀生的外省人士，皆能擁有較佳的居住空間，例如青田街一帶的臺大教員宿舍，多配給當時接收臺大的第一批教職員所使用。^[4]

然而隨著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局勢逐漸危急，外省人陸續遷臺者增加，這些從日產接收來的公家宿舍逐漸不敷需求，加以日產的接收、清點以及分配，對於在內戰之中奉命接收臺灣的陳儀政府而言是一大考驗，許多公、私有財產接收過程之中，爭議不斷，^[5] 而人心不安所致之社會震盪，使物價飆漲、通貨膨脹加劇，在兵馬倥傯、青黃不接的局勢之中，眾多攜家帶眷的百姓等不著落腳之處，索性就地佔用個空房子，若沒有空屋就找個空地，隨意搭起簡陋的房子克難地居住。

由於民間存在著迫切的空間需求，不少受國民政府延攬赴臺的公教菁英人士，初到臺灣卻無落腳之處，因而暫時居住於其他友人家中，例如在城南，錢思亮曾住在南門口福州街的臺大傅斯年校長宿舍、趙元任先生也曾借住錢思亮先生家中、後來胡適之先生和梅月涵先生也曾同住於此；齊邦媛來臺大任教之初，也借住在青田街的馬廷英教授家中。^[6] 即使是被聘來臺的教授，學校有時也未能安排住處，如何安排這些外省知識份子們的居住，成為一大問題。

許多個別來臺的民眾透過個人的關係尋找住屋，不少機關也為其員工居住的問題大傷腦筋，各機關之間也展開彼此借空間、搶宿舍的情形，例如中研院史語所、故宮博物院向臺大借宿舍、1949年的《民族報》上，也刊載〈婦女工作會自顧不暇，沒有空宿舍容納別人〉的報導，以婉拒其他單位覬覦其原本擁有的三十間宿舍。^[7] 不論民間或公家單位，民眾住的問題總是不斷滋生，因而「先搶先贏」、「先佔先有」的情形。

戰後臺北人口遽增，並且以令人無法預料的速度不斷擴張，空間不足的問題、糧食不足的問題，以及通貨膨脹的問題，又連帶著地價、房價與房租的飆漲，接連地發生。羅蘭也回憶當時的情形：

• 旁觀逃亡潮，也旁觀那光復後第一波的房價飆漲，日式房屋以每疊「他他米」一兩黃金算。^[8]

由於人口密集、許多百姓居住空間及衛生品質不佳，加以物價及房價飆漲所衍生之貧富差距、資源分配不均等狀況，致使經常有各類社會案件在臺北發生，這和臺北在日治時代民風純樸、夜不閉戶治安良好的情況差異極大，但日久之後，人們也於是漸漸習慣臺北小偷猖獗的治安。

• 臺北小偷之猖獗，臺北人雖然自己未被偷，一定也聽過親友被偷，遭偷在今日可說是家常事。^[9]
  
  
• 那年頭很多人丟小東西，衣服鞋襪都有人偷，連木屐都有小偷偷。更大膽的「大偷」是偷電線桿上的電線、地裡的自來水管，因為電線中有銅線，水管鉛做的，在那物資奇缺的時代，值錢得很。……^[10]

戰後初期的臺灣社會，百廢待興，儘管同時臺灣內部對於陳儀政府的軍政統治開始異議不斷，且臺灣文化界亦對於政府貪敗施政展開嚴厲撻伐，^[11] 但在多數自願來臺服務的外省人士，大多對臺灣存著較佳的印象，本省人亦對這些外省人士誠懇尊敬且溫和有禮。^[12]

然而儘管如此，當時社會與經濟環境的巨變，使得族群和階層的衝突加劇，在許多文學作品和居民的口述歷史回憶中，可看到當時城南在政權轉換之際，所遭逢的族群撕裂和意識形態對峙的狀況。文化的衝突、殖民位階未見轉變（再殖民）、文官任用制度與政治歧視、這些都是促成文化對峙的種種原因，另一方面，日本人離開後，來「填補」日本人經濟殖民統治者職位的，僅有非常有限的少數是本省臺灣人，而多數依舊是外省人的職位。這情況在城南尤其顯而易見，城南的殖民產業經濟、文教生活圈，延續了日本時代的規劃脈絡，在戰後更呈顯了族群位階的不平等，這也是導致日後族群衝突、國民政府對反抗者執行鎮壓大屠殺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許多城南老一輩居民的歷史回憶裡，更印證了這些大歷史的觀點。二二八事件前後，城南籠罩在肅穆的而恐怖的氛圍裡，族群血腥對峙事件爆發後，城南的居民如驚弓之鳥，家戶緊閉門窗，不敢出門，接連在南門口公賣局的抗爭事件、在植物園刑場的屠殺，這些都血淋淋在城南場域裡發生。

客家耆老溫送珍回憶當時臺灣經濟混亂，他在南昌路所開店經營的「大源百貨行」被國民政府軍持槍掃射，店內貨品被洗劫一空；老居民李女士回憶，當年還幼小的她，被父母要求萬萬不可出門，她在南昌路二樓的自家陽臺柵門的縫隙裡，親眼看見路上一輛接一輛的軍用卡車上，滿載著手腳被反綁的民眾，一旁還有穿著制服的士兵，手持機槍，強押著即將被處死的民眾，當街遊行示眾……

然而，即使再如何混亂無序的時代，生活總是要真實地走下去，城南的知識份子們，在逐漸覺知到政府一路高唱的反攻大陸、復興中華的國族願望，已愈行愈遠而難以實現之時，開始俯視自身當前所在、此一最真實而存在的空間時，才驚覺到也對它產生濃厚的情感，只是從前總不認為異域可以為家，在暫時居所裡，累積了數十年、甚至已孕育新一代又一代的空間認同之後，這一座滿載著作家生命中大半輩子記憶的城，已不再是陌生的海隅之都，它承載了眾多外省知識份子在臺灣大半生的記憶，而在臺北城南所居住的日式宿舍，索性就這麼居住下去吧！只是「不再歇腳就是了」，這裡原來也是「家」，一個累積大半精采人生的地方。

^[1] 鐘肇政，《鍾肇政回憶錄》，（臺北：前衛），1998。

^[2] 丘秀芷，〈三線路〉，收入《回到中山堂》（臺北：文化局，2002年，頁129）

^[3] 丘秀芷，〈二二八事件前前後後〉，收入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主編，《我們的八十年》1991，時報出版社，頁197。

^[4] 左祥駒，《古蹟保存作為一種空間的社會生產 : 臺北市靑田街的日式宿舍保存運動》臺大城鄉所碩士論文，2006。

^[5] 例如有利可圖的事業或財產，往往未經呈准即擅行接收、變賣或挪用等等。參見何鳳嬌，《戰後初期臺灣土地的接收與處理1945-1952》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3年，頁98-104。

^[6] 齊邦媛，《巨流河》，（臺北：天下文化），2009年，頁290-293。

^[7] 文見《民族報》，1949年5月27日第二版。

^[8] 羅蘭，〈幾頁民族滄桑史──是誰奮鬥誰犧牲〉，《歷史月刊》24期，1990年1月，頁16。

^[9] 陳克環《書癮，書緣》（九歌，1980年），頁99。

^[10] 畢璞，〈危樓歲月〉（中國婦女寫作協會主編，《我們的八十年》，時報，1991，頁200。

^[11] 臺灣文化界對於陳儀政府對於本省人的政治歧視、指控臺人奴化，並擅用軍權審判臺灣人等作為極為不滿，加以政府在接收日產的過程中，貪腐霸道且積弊無能，因而展開各項文化行動，並對於現政加以撻伐。相關論述及史料研究，可參考陳翠蓮，〈戰後初期臺灣人的祖國體驗與認同轉變〉，收入《臺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臺北：遠流），2008，頁333-386。

^[12] 林桶法，《一九四九大撤退》（臺北：聯經）2009年，頁363-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