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論】居食城南：多元族群與多重歷史脈源的常民生活空間

張琬琳

by taipics.com

← 返回列表

臺北自清代以來的市街發展模式，即高度仰賴經濟基礎，區域的發展因商業活動的充裕，漸漸累積多元的人文活動風貌。從大臺北市街發展的脈絡來看，城南的拓墾與市街規劃，都與臺北都市幅員的擴張、居民族群多元的特色、以及社經結構與近代歷史的發展，亦是息息相關。

臺北城南的發展，相較於大臺北其他從清代即成為市街發展的區域，如城內、艋舺、大稻埕等地，是屬於較晚開發的的地區。城南的規劃，是為日治時期現代化都市計畫下的新興區域，它在1901年臺灣總督府公布「臺北城外南方市區計畫」後，才逐漸成形，原本為專屬日本人居住的生活空間。

在日本統治初期，臺北市計有人口46,710人，而這些人口集中區域，仍延續清領時期的人口分布狀況，分別以大稻埕和艋舺市街為中心，各自形成獨立的市街系統，從《臺北艋舺及大稻埕圖》中，顯示當時人口集中地為：一在臺北火車站以北、淡水河岸以東、中山北路以西的區域，大致為昔日大稻埕一帶；另一則是以龍山寺為中心的區域，大致亦與艋舺地區相符。

艋舺、大稻埕兩區人口在日治初期，佔了全市90%以上：大稻埕佔全市人口之49.6%，艋舺佔全市人口之42.2%。此兩區在日治初期是臺灣人集居的商業和經濟中心。然而，此一以臺灣人聚居地為主要空間的情勢，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殖民政府計畫性地進行空間改造，因而使空間的文化形式形成了巨大的變化。

臺北市原本以臨淡水河的大稻埕、艋舺等地為經濟核心地位的臺灣人居住區，因臺灣總督府殖民當局刻意打造的現代化都市空間規劃而逐漸沒落，由日本人密集居住的都心區所取代。日本統治時期所興建之鐵路，使基隆港取代淡水的貿易地位，大臺北盆地的貿易方式亦因此而改變，商貨可不再仰賴水路貿易，亦可循鐵路從基隆陸運直達至臺北市，這不僅使臺北市在大臺北區域的主導地位更顯重要，更因貿易往來數量倍增，而促成經濟與人文活動更加頻繁，加以日本人有計畫地建造臺北市，因而在日本統治之後，臺北市逐漸取代臺南作為全臺核心城市的地位，成為全臺首屈一指的島都；並且，經由殖民政府的規劃，臺北市內部生活空間，亦形成日本人區／臺灣人區的明顯分野，而城市中的經濟和商業主導勢力，也逐漸由臺灣人區轉移至日本人規劃的經貿場域之中。

日本總督府在臺北城市空間實施「地域制」之分隔策略，是試圖藉由對空間功能的強制分派，以達實質控制政治與文化權力之效。日人入臺北城後，清代舊有的官署與官地為其所接收，殖民政府帶來大批日籍官吏、軍人及商人，日本人以城內為中心據點，活動區域向城外四周擴散，進而掌控都市的政治與經濟主導權。從都市空間發展的歷時性脈絡而言，城內及其周邊皆為廣大的平原空地，確實提供殖民政府有效控制臺北都心的空間條件，城內土地多為官廳所有，其中大半部的土地為天然條件良好的水田，使日本殖民政府得以順利地在此進行現代都市規劃，而此一優勢之空間資源，亦直接提供日本人在此構建在臺日人活動區域的空間基礎。而延伸自「城內」之外的「城外南方」的規劃構想，即是臺灣總督府要在原有之本省人居住地的舊市街：大稻埕、艋舺等地以外，於臺北城市南方區域，規劃出給予日本人生活的空間。

日本統治下的臺北都市計劃空間政策，從殖民者的角度而言，它是一個藉以形構臺北都市現代化生活空間的範式；但從被統治者的面向而言，此一政策亦強化了統治者／被統治者之間生活水平優劣相較的差異性。

今日我們習稱之「城南」分為廣義和狹義的概念，狹義是指1901年，臺灣總督府公布「臺北城外南方計畫」的都市規劃範疇；而廣義的區位，則是依循臺北都市發展的格局，並相對於清代已發展的大稻埕、艋舺及城內等區，為城外以南、延伸至東南區的大片區域，包含今大安區，以及中正區古亭一帶等現代都市發展之區位。

先從狹義的區域來看。日本人統治期間，1900年總督府進行跨出清代城內範圍的都市擴張計畫，發佈「臺北城內市區計畫」，該計畫維持原先的道路系統，並予以拓寬，而在此規劃之下，隔年總督府接續發佈「新市街：臺北城外南方市區計畫」，該計畫在南門以外的城南方向，進行新街區的規劃。

下圖為此都市計畫的地圖資料，在此之時，城南範圍不大，僅為包含樟腦專賣局（今公賣局）、城南小學校（今南門國小）、林業試驗場（今植物園）、衛戌醫院（今和平醫院）、臺北中學（今建國中學）等公署設施之區域。此後，在1900年至1932年之內，經過了三次規劃性的都市擴張，尤其1922年（大正11年）市町改正之時，規劃出臺北市新的行政分區，自此，「城南」範圍內並有了新的區名，即首見「佐久間町」、「兒玉町」、「川端町」、「古亭町」以及「大安」等新劃設之區域，取代了清領時期統稱之「古亭村」。

透過上圖的區位分佈，我們再對照下圖1901年《臺北城外南方市區計畫》，可清楚比對「城南」在1900年代之後，總督府透過市區改正計畫，所規劃的街衢和分區。

至於廣義的範圍，則是循臺北都市發展的格局，並相對於清代已發展的大稻埕、艋舺及城內等區，為城外以南、延伸至東南區的大片區域，包含今大安區，以及中正區古亭一帶等現代都市發展之區位。以今日臺北市現況而言，城南即今愛國西路以南、和平西路與重慶南路以東，包含羅斯福路至復興南路以西之間的區域，區內包含臺灣大學、師範大學及臺北師範學院三所大學。

臺灣總督府有意於城南打造全日式高級水岸生活社區，以充分提供在臺日本人聚居與休憩的高水平生活空間，在1932年的都市計畫中，建設了兼顧交通、遊憩、都市景觀及防災避難等多功能之「公園道」^[1]，一路連接至當時臺北市第八號大型公園──川端公園，此公園佔地59.9公頃，西至川端橋，東至水道水源地，北以萬新鐵路為界，南至新店溪 ^[2]，公園內有競馬場、農園設施、自動遊戲機器等設備，並設置了可容納一萬三千人觀眾的相撲場。^[3] 下圖即為1932年都市計劃中的公園綠地規劃圖。綠色區塊即為公園用地，而位於城南的第八號川端公園，為臺北市區內面積最大的公園休閒綠地。

^[1] 日治時期相關公共設施資料，可參見黃武達：《臺北市之近代都市計畫》(臺北：臺灣都市史

　研究室，1997)，頁101。

^[2] 八號公園規劃，參照「臺北市區計畫街路及公園圖」，《臺北州報》第765號，1932年（昭

　和七年）3月7日。

^[3] 參見臺北市役所，《臺北市概況》(臺北：臺北市役所，1939)。此段為譯文，原文為：「川端公園は昭和七年大臺北都市計画公第八号公園として公示せられたもので、広袤実に五九、九ヘクタールを有し内九、九ヘクタールは既に臺北競馬場、農園の施設があり、芝生、自動遊戯機具、縁棚等を設備し、更に其の隣接地一七、五〇ヘクタール観衆一万三千人を収容し得る相撲場の設けがある、其の他の部分は目下地均工事中であるが、此の公園は主として市民の運動体育に関する施設を行ふ予定で、全地域の完成には尚相当の年月を要する。」

城南的空間規劃，結合水岸資源、公園綠地以及交通設施，提供日人優質的生活環境，並在都市計劃中，於東南方保留住居擴張的空間，以容納城南持續發展之後增加的人口。日本人於此區用心進行的居住環境規劃，目的在為殖民期間所帶來的龐大官民體系，建造一個日本化的臺北生活空間，從文化的觀點來看，這情形不難理解，在日本統治之前的臺北市，沿淡水河岸具有經濟利用性的港埠腹地多為臺灣人開墾居住，因而艋舺、大稻埕等臺灣人居住區，已在日本統治之前，各自發展出一個具有區域性格的臺灣人常民生活空間，臺灣總督政府即使運用了龐大的警察監控系統，然亦無法完全掌控當地既已成形、幾乎屬於臺灣本地人的臺灣島內文化與社會活動圈，因此，日本政府在將臺北建設為一個現代化都市的同時，也思量著如何能複製一個具有「日本內地性」的常民文化，並注入臺北城市空間裡。於是透過物質、制度性的城市構築，提供成為日本式社會的文化單元，並以日本本位的觀點，將「城南」的空間規劃，賦予新的人文意義。

「城南」作為以日本人為生活範疇的主要場域，到了戰後，有了急遽的變遷。二次大戰後，日本因戰敗，大批日本人因而引揚離臺，遣返回日本。緊接著1949年，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城南陸續遷入了大量的外省軍公教人員，使此區無論在文化、族群、語言和各類經濟活動上，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促進此區逐漸形塑出知識分子群聚交流的文化氛圍。1970年代以後，大量的城鄉移民進駐北區，又再一次轉換了城南的生活結構與文化面貌，居民在面臨都市速更新的同時，亦將面臨傳統與新建、歷史記憶與現代化開發的糾葛與角力之中。

戰後的臺北在移民潮中不斷擴張，在遷入的人口中，不僅僅有外省人大量移入，同時亦有大量外地本省人也遷居到都市，這些移入人口，使臺北市從日本統治之初至戰後1970年間，人數增加近38倍。^[1] 戰後大量的人潮在不同時空背景及原因之下，全都湧入了臺北，這些移民當中，有的來自中國大江南北，也有來自臺灣各地，他們原本各自擁有著自己所習知的故鄉、血緣與地方認同，卻在大時代國家政權爭戰的遽變之中，有的為了理想，有些為求生存，當然又有大部分是迫於故國山河故國山河變色的無奈，都先後來到了這個陌生的城市，尋找並等待著可能。

戰後臺北市的人口結構，呈現明顯的改變，戰敗的日本人陸續遷出，從中國大陸而來的外省籍人士先後遷入，遷徙潮在1949年大撤退之後達致高峰，因而使臺北在短短十年之間，人口數量遽增，而族群結構也迅速改變。

根據《臺北市誌》於1959年的調查，日治時代臺北市人口的族群結構，主要以臺籍人口居多，約佔三分之二，日本人約佔全市人口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外省人僅佔3~6%不等；到了1945年，日人比例達到最高，約有32%，外省人僅3%；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日人被遣返歸國，直至1955年底時，在臺之日本人僅剩534人。^[2] 另一方面，戰後大陸地區來臺的人數則迅速增加，根據1947年底的統計，外省人佔臺北市總人口的9.9 %，1949年中國大陸淪陷後，大批外省人遷入臺灣，到了1957年底，外省籍人士佔臺北市總人口數之比例增為37.7 %。 ^[3] 1945年之後，日本人人口數遽減，在往後的五年間，外省籍遷臺人士則以數十倍增加，短短十年間，外省籍人士已遠超過原居於臺灣之日本人數量。^[4]

戰後臺北都市外省人口最集中，且職業組成明顯偏重於社會高階層的專技人員、監佐和服務業的城中、大安和古亭三區，^[5] 而此三區原本即為日本殖民政府規劃為高級住宅的日本人居住區，在國民政府統治之後，以國家機制透過公職單位的安排，將官僚體制中的高階層外省移民，安排居住於這些地區中的日式宿舍區。

下表為戰後1962年臺北各分區的人口結構（本省本籍、本省其他縣市移入、外省籍），以及各區教育程度比例。從表中的統計亦顯示，外省籍人口比率高的區域，如城內、城南、新興地區，居民教育水準偏高；反之本省人所在的舊城區，受教率普遍偏低。

^[1] 日本統治臺灣之次年（1896年），臺北的人口共計為46,710人，其中大稻埕人口數最多，計 23,184人，佔49.6%，艋舺次之，計19,711人，佔42.2%；城內區僅佔8.2%。（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年。）1904年，臺北的人口增至85,890人，成為全臺最大都市。當年度臺南含安平外港的人口為52,222人。（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東京博文館，1905年）1916年底，《臺北廳志》記載，臺北的人口已超過十萬，為102,249人。1944年為日治時期臺北市人口最多的一年，401,497人。其後因美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軍轟炸，使人口遞減。日本戰敗後，大批日僑被遣送回國，故1946年時，臺北市人口減至271,754人。1948年以後，因國民政府在中國失去政權，眾多外省人士渡海橫空到臺灣避難，使全臺人口頓時遽增，1950年底臺北市人口已逾50萬人，1955年則超過70萬人，至1970年則有170多萬人口。見《臺北市志卷四人口篇》。

^[2] 陳正祥，《臺北市誌》（臺北：南天，1993）。

^[3] 陳正祥，《臺灣的人口》（臺北：南天，1997）。

^[4] 臺北市政府編，《臺北市志》（1976）

^[5] 瞿海源、章英華編，《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86)。

	分區名稱	本籍人口比例	本省他縣市移入人口比例	本籍及本省籍人口比例合計	外省籍人口比例	教育程度為大專以上之人口比例	教育程度為高中學歷之人口比例	高中以上受教育人口比例合計
城內及城南地區	大安區	17.41	15.42	32.83	67.17	15.11	13.24	28.35
	城中區	21.70	27.99	49.69	50.31	8.75	14.13	22.88
	古亭區	20.20	25.27	45.67	54.53	8.28	9.73	18.01
原艋舺地區	龍山區	58.54	21.85	80.39	19.61	3.20	7.80	11.00
原艋舺地區	雙園區	47.85	33.94	81.79	18.21	1.71	4.44	6.15
原大稻埕地區	大同區	62.21	21.40	83.61	16.39	2.08	5.80	7.88
	建成區	64.08	25.07	89.15	10.85	2.66	7.73	10.39
	延平區	60.44	23.79	84.23	15.76	2.98	8.33	11.31
新興區	中山區	35.68	25.57	61.25	38.74	7.19	9.80	16.99
新興區	松山區	39.36	16.69	56.05	43.95	4.6	8.09	12.69

資料說明：根據1962年《臺北市誌》人口數據資料整理，頁106~149。

從上所列的各分區調查資料中，可發現以下三點現象值得探討：一、舊本省人居住區，住民教育水準偏低、外移人口偏高；二、城中及文教區的人口比例，以外省人居多，住民教育水準偏高、人口移入情形顯著；三、隨都市之擴張，都市邊緣區因政策性之人口移入，青年層人口比例大，且住民教育程度因之而提昇。

日治時代，因殖民政策與社會的變遷，使得臺北各區呈顯出迥異的區域特質，各區由於歷史與文化的推進，而逐漸呈顯出特殊的「區域性格」，而戰後的臺北，持續在國家力量的支配與政策的控制之下，各區基本上仍維持日治時代以來的區域發展模式，形塑各自的地方特質。而城南以「國家教育、公共治理」為核心的住民結構與文化氛圍，形塑了城南以文教場域為特色的區位風貌。

戰後另一個特色是，在臺灣外省籍人口比例，以東南沿海之福建、浙江和江蘇籍人士偏多，^[1] 因此位於城南的住宅區街道，多以福建、浙江、江蘇三省的城市命名，如青田、泰順、麗水、潮州、瑞安、晉江、金門、廈門等街。

以南方為名的那些街道──晉江街、韶安街、金華街、雲和街、泉州街、潮州街、溫州街、青田街，當然，還有廈門街──全都有小巷縱橫，奇徑暗通，而門牌之紛亂，編號排次之無軌可循。使人逡巡其間，迷路時惶惑如智窮的白鼠，豁然時又自得如天才的偵探。幾乎家家都有圍牆，很少巷子能一目瞭然，巷頭固然望不見巷腰，到了巷腰，也往往看不出巷底要通往何處。那一盤盤交纏錯綜的羊腸迷宮，當時陷身其中，固曾苦於尋尋覓覓，但風晨雨夜，或是奇幻的月光婆娑的樹影下走過，也賦給了我多少靈感。^[2]

臺北市的街道命名，勾起文人們對家國山川的懷念，作家王聿均也說道，這像是六朝時「僑置州郡」的辦法，用以安慰渡江臣民的懷鄉之思。^[3] 儘管身在遙遠的異鄉，但內心對故土的盼望，在巷弄交錯的臺北城市裡，織起重重的懷念。

1970年代以後，大量的城鄉移民遷移至臺北，來自中南部的本省籍移民，除了閩南族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客家族群，也來到了城南生活，這又再一次轉換了城南的生活結構與文化面貌，居民在面臨都市速更新的同時，亦面臨傳統與新建、歷史記憶與現代化開發的糾葛與角力之中。而不同族群在城南所留下的生活風貌與居食文化，如同臺灣多元族群融合與共生的一個縮影，持續在這裡香火傳承，代代延傳。

^[1] 根據李棟明分析，1956年在臺外省籍人口比例，最高依序分別為福建（15.4%）、浙江（12.4%）和江蘇（10.3%）。見氏著，《歷來臺灣人口社會增加之硏究》，1968。

^[2] 余光中，〈思臺北．念臺北〉，《青青邊愁》，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80，頁192。

^[3] 王聿均，《繁華猶記來時路》，頁17~18，1992。

← 來去南門口 - 飲食族群地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