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嶺街,舊書街

路那

by 賀壽義

戰爭與舊書

眾所周知,牯嶺街「舊書街」的由來,與戰後日本移民被驅離有關。據調查,當時在臺灣的三十二萬日本人中,有十四萬人希望能留在臺灣,十八萬人則志願歸國。然而接管的中華民國政府並未接受,最終,除了少數留用者外,在臺日人全數遭到遣返。

被遣返的日本人,每人只能攜帶「一挑」的行李,與一千元的財產。多出來的錢怎麼辦呢?便由國民政府負責「接收」。在早期黨國不分的情況下,有許多人藉由接收中飽私囊,因而也出現了「劫收」的蔑稱。

為了避免被「劫收」,許多日本人選擇將財產贈送給友人,或廉價賣出後將財產託付給臺籍友人管理。在急於求售的情況下,價格自然低廉。這也是「剝狗皮」一詞的由來了。儘管人們總說努力就有收穫,但世界上卻也存在著這種由富到窮只在旦夕之間的飛來橫禍。原先是高級住宅區的牯嶺街,便在這樣的狀況下,成了熱鬧的舊貨市場。1949年後,國民政府撤退來臺,許多匆忙上路的家庭抵達臺灣,為了生活,也開始變賣帶出來的家產。可以說,二戰與隨後的國共內戰,使得舊書市場湧入了大量的「新鮮貨」。

那麼,誰是買家呢?除了本地客外,其實外國人也不少。1950年代開打的韓戰與越戰,確立了美蘇兩大強權的冷戰格局。為了研究共產世界,西方學者與機構於是在臺灣與香港四處蒐羅。比較有名的,如史丹福東亞圖書館、哈佛燕京社,與美國藏書家甘乃元等,均是市場上的常客。由於他們比起書籍更在乎內容,因此也使得許多新舊書店紛紛開始影印舊版書以滿足需求。有意思的是,儘管西方學者的搜羅,使得許多珍版圖書流落海外,然而這股風氣卻也間接地替臺灣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史料──儘管只是影印版本。

承載臺灣研究的傳奇舊書店:古亭書屋

《高賢治先生訪談錄》書封

對於世上的研究者與愛書人而言,舊書店之所以是好去處,在於可以覓得難得一見的珍本與孤本。愛書人求的是原件,研究者卻不必然。只要能獲得珍本、孤本的內容,影印版也讓人心花怒放。許多舊書店老闆體認到此點,便開始複製影印難得一件的珍孤本。1961年開業的,古亭書屋便是其中一家。

店主高賢治為資深出版人。他在看到這股潮流後,便投身影印舊書的事業。影印舊書不難,難的是能獲取珍本、面向寬廣與良好的品質。將此視為「良心事業」的高賢治三者兼具,使得「古亭書屋」聲名鵲起。其所蒐羅的古書善本以「臺灣關係」為核心,更會依主題添增相關參考附錄。如據傅月庵所記,古亭書屋翻印伊能嘉矩的《臺灣志》之餘,在書後另附上井田麟鹿的《澎湖風土記》,使全書更為完整。這些影印舊籍為日後的臺灣研究紮下了堅實的基礎。誠如百城堂店主林漢章所言,若無古亭書屋,臺灣史研究可能要倒退十年。

未曾離去的舊書店

1960年代牯嶺街舊書攤(臺北市文獻會典藏)

牯嶺街舊書攤的興盛,不只在古書善本的買賣,而是在於其客群的廣泛。從貪便宜買舊課本到喜歡看「小本」(色情書刊)的中學生,從個人蒐集家如劉峰松、秦賢次等到歐美、香港等地的圖書館與研究中心以機關之力的大筆蒐集,這才造就了牯嶺街的繁華。整體來說,牯嶺街舊書攤風華最盛的時代,約在1966到1973年間,最多有200多家之譜。儘管在1973年後,舊書攤商大多轉移到了光華商場,然而已在牯嶺街立穩腳跟的幾家店鋪卻依舊堅守舊地。書香城、人文書舍、高老闆的店、松林書局等等,都是愛書人必然一訪的知名店家,而每個店家,也都有些自己私藏的有趣故事。

1966年開張的人文書舍,老闆「眼鏡張」張銀昌原籍河南舞陽,因愛書,在退伍後便在牯嶺街開設了ㄏ。他正是自立尋書的店老闆之一。傅月庵便曾記載張老闆的收書路線,從和平西路往仁愛路,經松江路抵達圓山車站,由大龍峒行經重慶北路,返回臺北大橋後跨橋至三重,再繞行迪化街、萬華、廣州街一帶至汀州路到公館,最後返回和平東路。路途遙遠,幾乎橫跨了半個臺北市區。

儘管是退伍軍人出身,但張老闆卻也並非刻板印象裡對國民黨忠貞不二的老兵。據稱,當雷震案爆發,他家中許多「犯忌諱」的存書無人敢接收,便是張老闆一車車拉回店內。此類的「禁書傳奇」,正是牯嶺街之所以誘人無數的魅力所在──不過是收書賣書讀書,竟也是對抗極權的敞亮手段。

熱愛閱讀而開設舊書店,是舊書店老闆們常見的動機,這也形成了沒能趕上舊書風華的我這代人對舊書業「無利可圖,燒的是愛」的刻板印象。然則,在牯嶺街時代,臺北舊書業其實出人意料地,是本小利大能養家活口的好生意。高老闆舊書店的第一代高福清老闆,與「牯嶺街第一家舊書店」松林書局的第一代老闆蔡木林正是因此才投身舊書行業。

從舊書到武具:大眾武道

牯嶺街上僅存的舊書店們,因具時代意義,如今已被視為都市重要的文化景觀。然而,當舊書業逐漸無利可圖時,那些及早改絃易幟的店家們,後來又去哪裡了呢?不禁令人感到有些好奇。原以為這會是場踏破鐵鞋的搜索,卻沒想到答案就在燈火闌珊處。

位在南昌路上的「大眾武道」正是其中之一。以武術用品店聞名臺灣武道界的「大眾武道」,其前身是專營舊書的「大學書局」。第一代的老闆在戰前熟識幾位臺北帝大的教授,而他們不得已捨棄的藏書,就成了舊書攤的商品。取名「大學書局」,與這段淵源不無關係。當舊書逐漸售罄,大學書局的林老闆不像其他舊書攤開始尋覓其他來源,而是順勢轉向了出版業的經營。除了小說之外,據傳還曾印製過漫畫周刊。從設計到印刷,全由「大學出版社」搞定。如今代替老闆林煥堂經營此店的蔡經理,自言他從四、五歲時便常到此處看漫畫。

而後,隨著戰後嬰兒潮世代走入學校與九年國教的政策推廣,學生人數暴漲,新的商機也就此湧現。大學書局看準商機,做起了教學專用的掛圖與教具。如今店鋪的上方,便是當年的工廠,也還留有眾多半成品。

然而,隨著投影機、電腦等新事物逐步在校園中普及,教具的需求也慢慢地消失了。此時,大眾出版社迎來了一個轉機──離職的前員工鄭先生回到舊東家,提議一同製作「出什麼賣什麼」、外銷熱門的日本武道用品。

在牯嶺街舊書攤集體搬遷至光華商場的1973年,大學書局與出版社也轉型成了大眾武道用品社。第二代林老闆開啟了製作武具的年代。印刷廠成了工廠。從最簡單的護墊開始做起,慢慢地連較複雜的武具也能自行產製。當李小龍熱潮席捲全球之時,大眾武道也開始製作中國武術用品。雙節棍、刀與劍等,都是當時炙手可熱的商品。

遺憾的是,隨著產業西移,工廠也隨之停止運作。儘管如此,大眾武道仍與它過往的其他同行們一樣,堅守著這個日漸衰頹的產業。至今,大眾武道仍是許多「武林人士」購置裝備的首選。

從舊書業轉行到教具產業,再到武具產業,位於南昌路上的大眾武道,正是戰後七十年間,平民百姓的生活縮影。

書籍是賴以維生的貨品:底層人的舊書

講到牯嶺街舊書攤,浮現在人們腦海中的,若非是知識份子優雅地尋寶,便是窮學生虎視眈眈地搜刮,抑或者具有反抗精神的青年,偷偷摸摸地與老闆交易著那些不被認可的禁書。然而,這些不過是舊書攤的「前臺」,是接受舊書攤餵養的知識人在回憶自己與牯嶺街舊書攤的關係時所閃現的畫面。要瞭解完整的牯嶺街舊書攤,不能不去問,這些書是哪裡來的?答案是:資源回收。

藏書家劉峰松在口訪中指出彼時的臺灣,尚無如今完備的垃圾回收系統。多數區域都會有自己約定成俗的垃圾場地。居民將垃圾丟棄後,拾荒者拾去將之分類,再秤斤論兩地賣給回收場。舊書店老闆則會去回收站,選取具有市場價值的舊書。舊書店買來整理後,再賣給顧客。除了老闆親自收書以外,根據李志銘的研究,在舊書攤老闆與回收場間,另有「舊書小販」的存在。

所謂的舊書小販,便是巡迴回收場,專買書籍廢紙,再轉手賣給各舊書集市的書攤書店之人。由於每家店舖的經營策略不同,因此是否依賴舊書小販,又或親身前往回收場挑選,家家不同。只是無論如何,都可看到早期的舊書攤與回收業之間的密切關聯。此種關聯,在80年代政府開始整頓回收業、90年代推動垃圾不落地之後,逐漸地無可挽回地流失。此舉儘管美化了市容,但卻也同時讓拾荒為業的拾荒者生計頓失著落。舊書產業也只得另闢來源。

撿破爛,撿成一棟圖書館:「現代武訓」王貫英

在許多拾荒者中,最知名的,大概非王貫英莫屬。直至今日,在汀州路上仍有一名為「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的臺北市立圖書館分館。

王貫英「廢物興學」照片(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攝)

出生於1906年的王貫英,是隨政府來臺的山東老兵。他立志以「廢物興學」,儘管本身以拾荒為業,但他多數的收入,卻都用來捐贈與買書。他甚至向臺北市政府租借了地下室,設立了「貫英圖書館」──王貫英的故事,慢慢地成了社會版的傳奇。於是,當「貫英圖書館」在法規與營運的雙重壓力下無法繼續經營時,古亭分館遂與之合併,並更名為「王貫英紀念圖書館」。

愛書的王貫英,本身著有《拾荒人手記》,內中收錄了許多他對生活的紀錄與感慨。這些詩作擘畫出拾荒小販的生活:「日拉三輪車,一天兩往返。撿來廢棄物,送到垃圾店。」這首詩雖然粗陋,然而卻寫實地刻劃了拾荒者的生活。

遺憾的是,儘管臺北市圖古亭分館為之更名紀念,然而館方對王貫英的生平卻並無相當的考究。僅以他何時開啟「廢物興學」之事業的時間點來說,便有1949年與1955年兩個時間點。關於他的生平與事蹟,也相對模糊。此外,圍繞著王貫英的謎團還包括了他在大陸有妻有女,為何會拋妻棄女來到臺灣?他抵臺後為何以遭到拘禁與管訓?又為什麼在經歷了這些後,依然成為矢志不渝的反共志士?在簡短的傳記中,這些問題都被略而不答。於是,王貫英身上的「反共標竿」與「克難英雄」等符號,也就顯得沉重而蒼白。

舊書街,新市集:牯嶺街書香市集

牯嶺街等同於舊書街的印象,深深地刻印在臺北人的腦海裡。2000年「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的開辦,亦與此脫不了關係。

在創意市集已蔚為風氣的今日,全臺灣的各式市集早已突破千場,顯見臺灣人對市集的高接受度。每年12月舉辦的牯嶺街市集,是臺灣創意市集的發源地。20年來,致力於結合藝術、文化、原創手作、當代展演與公民行動等跨領域合作的牯嶺街市集,也成了「獨立出版聯盟」最初的集結場地。在長年的經營下,市集已經成為一個能夠串連社群、經營社區與推廣理念的公共平臺。

一年一度的書香盛宴,正是牯嶺街歷史與精神的凝結與再度現身。

參考資料

李志銘,《半世紀舊書回味》,台北:群學出版,2005年。

〈略傳〉,台北市立圖書館王貫英先生紀念分館,https://tpml.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FD102CC09B46F551&s=B0B5FE88E9622862,2012.12.12日刊登,2021.06.01引用

韋力,〈台北牯嶺舊書街:興於戰後,沒於光華(上)〉,https://kknews.cc/entertainment/rp2ylzo.html,2018.03.13刊登,2021.08.01引用

蠹魚頭,〈臺灣志(附澎湖風土記)〉,http://www.mollie.com.tw/Diary_Sale_Show.asp?Sel=DC&DCID=DC20080808110657&DIID=DI20120106232344&Keyword=&BKPage=Diary_Sale_List.asp&Page=28&Time=2014/6/27%20%A4W%A4%C8%2001:34:25,2021.08.01引用

陸穎魚,〈聖誕別注|民間誠品通街擺 台灣文青一年環島十幾場販售創意〉,https://www.hk01.com/%E8%97%9D%E6%96%87/562201/%E8%81%96%E8%AA%95%E5%88%A5%E6%B3%A8-%E6%B0%91%E9%96%93%E8%AA%A0%E5%93%81%E9%80%9A%E8%A1%97%E6%93%BA-%E5%8F%B0%E7%81%A3%E6%96%87%E9%9D%92%E4%B8%80%E5%B9%B4%E7%92%B0%E5%B3%B6%E5%8D%81%E5%B9%BE%E5%A0%B4%E8%B2%A9%E5%94%AE%E5%89%B5%E6%84%8F,2020.12.18刊登,2021.08.01引用

01.1895年.臺北附近地形圖.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專論】不只有舊書──牯嶺街

新生的街道:從龍匣口庄到牯嶺街 作為在台北市、乃至於台灣文化史上都頗為著名的一條街道,對牯嶺街歷史的理解,卻是稀少的不成比例。查詢維基百科,其上載明牯嶺街「清朝末年,這條街已經開闢,原為龍口街的一部分。」這條短短的敘述,矛盾地既正確又錯…

02.電影劇照.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實小、建中,與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講到台灣電影,楊德昌是一個不會被錯過的名字。也多虧了他的作品,「牯嶺街」自此與電影結下了不解之緣。1947年生於上海的楊德昌,還在襁褓之時,便隨著父母來到台灣。父母均為公務員。其母在中央信託局,父親則在中央印製廠位居廠長。來台後,便一直居…

03.賀壽義

牯嶺街,舊書街

戰爭與舊書眾所周知,牯嶺街「舊書街」的由來,與戰後日本移民被驅離有關。據調查,當時在臺灣的三十二萬日本人中,有十四萬人希望能留在臺灣,十八萬人則志願歸國。然而接管的中華民國政府並未接受,最終,除了少數留用者外,在台日人全…

04.Formosa Wandering

不只是「小」而已:小劇場運動,與牯嶺街小劇場

牯嶺街小劇場,是牯嶺街在舊書之外最著名的地標了。這棟興建於1906年,原本為兩層樓高木造日式宿舍的建物,在1927年曾一度作為第四衛生作業監督所而存在。這與網路上有許多資料指稱該地為日本憲兵分隊所、為巴洛克式建築等…

05.1932年.臺北市職業別明細圖.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術數位典藏計畫

圍繞著機構而生:產業與聚落

自牯嶺街開闢以來,此地陸續集居了許多教職員與公務員。整體來看,以鄰近的專賣局職員與台北帝國大學教職員工的數量最多。至今,牯嶺街60巷(佐久間町三丁目)仍有「台北帝國大學官舍群」存在。鄰近街區中,另有南門町一丁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