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臺北城南的歷史，在清領、日治和國民政府統治下，城南的文教區位規劃，實際是為歷史各朝的掌權者，要在臺北城市裡，設置一個象徵正典、示範教育的文教場域。因而執政者除了在此區，除了宣示以統治權力為尊的模範教育樣本外，也透過文教菁英在此區的居住與任職，來鞏固政權及文化施教的效力。

清領時期，臺北城內的南方，即設置了文廟、武殿及書院，清廷藉由這樣的空間規劃，將臺灣社會導向清國內地化發展，建立一個以儒學為中心的文治社會。繼之日本殖民統治，總督府在拆除臺北城門之後，逐步擴大都市計畫的範圍，選定臺北城外的城南地區，做為現代化都市發展和國民教育指標示範的場域。因而日治時期的臺北城南，除了多為中、高級官職員宿舍外，亦有標榜現代化教育範式的「總督府公學校」、「第一中學校」（今建國中學）、「師範學校」（今臺北市立大學）、「國語學校」，還有以女子高等教育為示範的「臺北女子高等學院」（今國語實小校地前身），以及推廣日語教育的「臺灣教育會」（今國立二二八紀念館）。此外還有產業拓殖示範的單位，例如「臺灣公賣局」、「南門工廠」、「臺灣苗圃」、「林業試驗所」等，也同樣設址於城南。

1935年，日本統治臺灣邁入四十週年，總督府為了向世界宣揚統治臺灣的成果，於是舉辦一場大型國際博覽會，在這場「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中，公會堂（今中山堂）沿愛國西路（舊三線道）到小南門口之間，包含今「植物園」、「公賣局」、「南門園區」等地，成為博覽會的主要場地（第一會場），足見日本政府藉由城南示範性的空間規劃，向國際及臺灣百姓宣示統治者的強大權力。

二戰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治臺，在臺灣實施國語教育，並加強中華文化教育，積極推廣中國文藝，而城南的人口結構與人文氛圍，正適切當時國家發展的需求，因而在此先後設立「國語推行委員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中國文藝協會」、等社教單位，在城南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為首的各社教與文化單位，於是成為復興基地守護中華文化的重要組織。

日治時代城南作為「現代化教育示範」的眾多社教建設基礎，在民國之後，亦延續國家「典範教育」的模式，施行從小學、中學到大學師資人才的培育。另外「南海學園」的成立，以及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今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臺北當代工藝設計分館）、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國立教育資料館等社教機構，和「臺北教師會館」、「郵政博物館」、「臺北市立圖書總館」（今王貫英紀念圖書館）的設置，更加鞏固城南成為全臺教育核心區域的地位。

儘管城南在歷史以來，一直是統治者進行示範教育的核心場域，而生活在其間的居民，亦多是接受正統典範教育的菁英人士，但令人玩味的是，在權力最嚴密的地方，卻也是新思維最容易被啟發之處。例如牯嶺街的舊書攤，正滿足了知識分子對本島戒嚴以外世界的求知慾望，在這裡可以尋到左翼書籍，也可以尋見日本人留下來的舊跡遺墨，在亮著泛黃燈泡的舊書攤裡，知識分子正狂喜蒐閱著那些在典範教育體制下，被當局禁錮的書報文字。於是，新知舊學在城南舊書攤的古今交易之中，讓知識分子獲得了更開闊的閱讀視野。

除此之外，日治時期擔綱國民教育功能的「臺灣教育會館」，在1960年代由中華民國政府轉交給美國駐臺大使館租用，成為美國新聞處「林肯中心」進行對外教育展覽之用。「美新處」在城南的設立，讓處於戒嚴時期的臺灣知識分子，有了接受世界思潮和歐美文化藝術的管道，這促使往後數十年間，「美新處」不僅成為臺灣學生尋找留學資料、瞭解國際動態的知識窗口，更因經常展出歐美現代派藝術作品，也提供臺灣當代畫家設展空間，而使得城南成為培育臺灣本土知識分子邁向世界、學習歐美現代文藝思潮的啟蒙之地。

1990年代之後，隨著臺灣社會逐漸多元開放，城南象徵各時代教育及文化先鋒者的地位，持續在當代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不斷引領臺灣文藝界的創作思潮與風格走向。數十年來，隨著「臺灣教育會館」（今「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中華文化復興總會」（今「中華文化總會」）、「南海學園」和「國語日報」的轉型經營，及「楊英風美術館」、「信誼親子館」的成立，和近年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南海藝廊」的開放、牯嶺街小劇場的經營、以及公賣局南門園區（今國立二二八紀念館）的修復，促使城南更加綻放人文的風采。

從日治時期的「典範」都市規劃、到國民政府對於空間的「戒嚴」、再過渡到開放多元的「現代」思潮，乃至於現今重視城市內在提昇的「美學」價值。城南口在臺北都市規劃和人文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奠定了城南口鮮明的區域特色，對於未來都市更新的規劃，以及城市區域性格的定義，都發揮了重要的意義。

未來南門口沿著「南海路」的路段，將會有「捷運萬大線」通過，南門口勢必即將面臨再一波都市更新的急遽蛻變，而在地居民也在多次的共識會議中，經常呼籲市府在進行都更時，更應考量此區在都市空間中扮演統治／受治者之間的連續性治理意義，尤其在城市治理、社會教育功能、和地方公民意識受容之間，應有更完備之整體規劃。

「捷運萬大線」沿途所行經的史蹟和人文景點眾多，尤其「南海學園」一帶的博物館群，在歷史上被賦予了在統治／受治者之間，一個開放資源、教育民眾平臺的空間意義，因而在與民眾座談、和蒐集居民的意見過程中，許多市民對於此區的功能期待與規劃想像，尤其賦予了高度的關注。「南海學園」所在的「臺北城南口」一帶，從日治時期以來，在城市空間發展的進程中，即扮演了「統治權力」與「常民生活」之間接縫過渡的區位，由於空間區位的重要性，使得這座城市裡，每一歷史段代所遺留下來的人文記憶，都深深烙印在城南的房舍和巷弄之中，處處尋得臺北歷史的刻痕、也拾瑣得到眾多古今名人的足跡和生活故事。這些故事和生活足跡，讓許多城南生活過的人們，有的從殖民遺跡裡找尋到片斷的記憶，有些則在這裡重現了被戰亂流徙於海角的中華文化根源，更有些文藝家，是在城南接觸了歐美的前衛思潮，繞過大半個地球留學之後，再從西方的前衛裡，找到平衡東西方藝術的靈感，又回到臺灣這片土地上。

除了提升公共議題在城南實踐的能動性之外，未來期盼能將沿捷運萬大線的眾多文化資產、文化群落和文化館舍加以記憶與保留。本計畫由國語實小來推動，以盤點沿萬大線及及南門口一帶之文化資產與歷史記憶，除了上述從日治時期至戰後的各館舍單位外，南門口還有「信誼文教基金會」、「楊英風美術館」、「郵政博物館」、「牯嶺街小劇場」、「國立臺灣博物館南門園區」等於戰後先後設立之館舍及轉型營運組織，未來此區將結合捷運萬大線的工程，持續透過都市整體規劃，將此區公共空間加以妥善運用，在促成公共空間解嚴、以及強化接鏈居民生活空間之後，預期城南口對於城市整體素質之提昇，無論在文化、歷史或城市意象的價值提昇上，皆具有指標性的永續意義。

未來城南在公共閒置空間的規劃及再利用上，應考量城市發展的文化脈絡和歷史紋理，並朝「生活美學意象」的整體規劃來進行，建議應多與城南各文化館處、藝術社群與社區居民互動聯繫，並建構文化藝術資源分享平臺，暢通政府單位、文化館舍與居民之間的聯繫管道，讓區內各項資訊能有統一、公開且易於取得的方式，透過共享的方式，加強城南的曝光度及能動性，進而帶動整體城市文化的提升。

以兩處沿萬大線上，在歷史和藝文上具有特色意義的「國語實小」、以及在教師會館附近的「臺北教育大學校長宿舍」為例，沿萬大線可串連許多具有教育特色、以及在地藝文推廣意義的地景，可供在地學校文化深耕與大眾文教推廣深化之應用。而沿此萬大線沿線的各處古蹟與人文地景，亦能見證臺灣不同歷史時代的風景和對當代文藝發展的重要意義。

從教育面來闡述，萬大線於植物園出口處外，第一處具有詮釋當代教育意義的地點，即是國語實小現址校地。此校在日治時代為「臺北女子高等學院」，設立於1931年，是日治時期殖民地臺灣唯一的女子高等教育機構。女子高等從教育面來闡述，萬大線於植物園出口處外，第一處具有詮釋當代教育意學院的設置，是為當時臺灣女性教育而爭取，在此之前臺灣的女子受教，最高只能擁有中學教育。1920年代後半的臺灣，女學校畢業生的持續增加，島內缺乏升學管道，以在臺日本人為主體，開始積極向總督府爭取設置提供高專教育的女子專門學校。